1、2015-2018,環保行業的資金驅動年代
2015-2018年,在海綿城市、河道治理大舉推動的背景下,環保行業的業務邊界擴大,從單純的廠內治理向環境綜合治理的大基建延伸。例如,在2015年開始的海綿城市、河道治理市場中,環保公司業務由廠內向廠外延伸,逐漸綜合化;而園林、建筑、機械、地產、新能源等其他行業公司也開始將業務向環保延伸。
傳統環保公司業務由廠內向廠外延伸:傳統環保業務以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等“廠內”業務為主,而進入環保大投資時代后,環保業務也越來越綜合化,正從廠內向廠外延伸。以海綿城市建設為例,建海綿城市就要有“海綿體”。城市“海綿體”既包括河、湖、池塘等水系,也包括綠地、花園、可滲透路面這樣的城市配套設施。雨水通過這些“海綿體”下滲、滯蓄、凈化、回用,*后剩余部分徑流通過管網、泵站外排,從而可有效提高城市排水系統的標準,緩減城市內澇的壓力??傊?,海綿城市的建設需要結合綠色與灰色基礎設施建設多種方法,降低地表徑流比例,將會涉及到園林綠化、污水處理、再生水回用、河道治理、管網建設等與城市水環境相關的方方面面,包含污水處理廠之外的更多廠外業務。
在業務邊界擴大的同時,環保企業承接項目規模急劇增大,業務模式也由EPC/BOT/BT等模式向PPP模式轉變,在訂單驅動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環保業務發展對資金的依賴度也在提升,資金成本變化、貸款進度變化均與市政環保公司的工程項目進度、收益情況、財務成本密切相關,資金面變化暗含的宏觀經濟形勢變化也會影響市政環保企業主要面向的環保工程市場投資需求變化。因此,這一時期環保產業的發展及股價變化均與資金面變化情況高度相關,水環境綜合治理市場的發展及相應公司的起伏是資金驅動時代的突出代表,其中*具代表性的企業即是東方園林。
2015年,是環保企業業務邊界開始擴大的第*年,尚處于市場啟動和準備期;2016年,則是市政環保業務的大年,利率低位、PPP大規模擴張的元年(政策導向積極)、基建投資需求增加下河道治理市場大幅啟動;2017年利率開始明顯上行,“去杠桿”成為三大攻堅戰首要任務,資金面由寬松變緊張,融資明顯困難,市政環保公司業務發展也開始面臨困難;2018年,市政工程環保類企業同時面臨資金成本上升、融資困難、剛兌償付壓力增大、工程市場業務收縮的多重壓力,進入2010年以來*為困難、低迷的一年。綜合回望2015-2018年板塊起伏的變化,與資金面環境是高度相關的。
2、2019年后,未來環保行業新驅動力——提質增效、重回輕資產
歷史的十年,環保產業雖然經歷了大規模投入,但由于現行處理標準偏低,污染問題解決和環境改善并未達到很好效果;在政策和資金增量的尾聲,經歷過困境后的環保企業亦開始尋求模式轉型,我們認為環保行業的未來發展必將進入到重視效果提升的軌道上來,提質增效是環保產業長遠發展的驅動所在,同時,當環保處理效果提高到可資源化級別后,環保產業的附加值將更好體現,變現來源將增加,產業發展對資金的依賴屬性將會變弱,模式也有望重回輕資產。
(1)歷史十年,環保產業經歷大規模投入,但地下水污染、固廢污染等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解決,水污染事件依然存在,環境改善仍未獲得很好效果,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現行實際處理標準或處理效果偏低;歷史的十年,我國環保產業經歷了大規模投入,污水處理、垃圾焚燒等環保設施建設火熱推進,目前,我國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均已超過95%,因此,無害化設施處理量的覆蓋率已較為全面。但是,我國環境改善效果依然有限,水方面,我國地表水質在近年的治理投入下有所提高,但截至2018年底仍有近30%的Ⅳ~Ⅴ類水及劣Ⅴ類水存在;與之相比,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的地下水污染問題,2012-2018年,我國地下水水質呈現不斷惡化趨勢,2017年,較差級及極差級水質占比高達66.6%,2018年地下水質監測的分類標準調整后,地下水中Ⅳ~Ⅴ類水占比高達86.2%。同時,民眾感受到的水污染的事件也仍在發生,例如:2018年7月27日,河南省南陽市跨鎮平縣、鄧州市河流——趙河發生水體污染事件。初步判定污染源位于鎮平縣趙河支流淇河流域,鎮平縣污水處理中心北廠3天直排污水3.9萬噸。
2018年分類調整后的地下水水質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固廢方面,雖然我國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已達到96.6%的高水平,但是垃圾焚燒廠的二噁英等煙氣處理問題一直受到民眾關注,垃圾焚燒處理廠的選址也因此困難重重。在大規模投入后,環保效果卻依然改善有限,我們認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我國現行處理標準偏低。污水處理方面,我國目前大部分的污水處理廠還在提標至污水處理一級A標的過程中,不足10%的污水處理廠可達到高于一級A標的四類水標準。而從具體的標準數值來看,一級A標的污水處理廠出水BOD值與水質相對較差的地表Ⅴ類水指標相當,氨氮更是遠差于地表Ⅴ類水指標,因此一級A標的污水處理廠出水排放到自然水體后,實際上對自然水體無法起到凈化和改善的作用,也不具備生物活性,更無法起到改善環境的實際效果。
國家污水處理及地表水環境質量部分標準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固廢處理方面,以垃圾焚燒廠的煙氣中*受民眾關注的二噁英處理標準為例,2014年,環保部與國家質檢總局共同發布《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18485-2014),備受關注的是,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污染控制要求,其中公眾*關注的二噁英類控制限值,采用國際上*嚴格的0.1ngTEQ/m3,與歐盟標準一致,比之前的標準收嚴了10倍。雖然二噁英的標準與歐盟一致嚴格,但在實際執行中,歐盟很多成員國會要求焚燒企業采用*佳可行技術使得二惡英的排放能達到更低的0.01ngTEQ/Nm3的水平。而我國0.1ngTEQ/m3的標準卻仍執行和監管不到位。
2018年7月18日,蕪湖生態中心在北京發布了《359座生活垃圾焚燒廠信息公開和污染物排放報告》,這也是蕪湖生態中心自2012年以來發布的第四期垃圾焚燒行業觀察報告。通過觀察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和企業官網發現,全國359座垃圾焚燒廠中248座垃圾焚燒廠未公開2017年煙氣二噁英自行監測數據,約占全國已運行垃圾焚燒廠近70%。公開的垃圾焚燒廠中,有76座在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上公開;40座在企業官網公開(8座垃圾焚燒廠在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和企業官網重復公開)。觀察環保部門官網和各省市企業監督性監測信息平臺發現,45座垃圾焚燒廠公開煙氣二噁英監督性監測數據,僅占全國在運行垃圾焚燒廠的13%。同時,項目團隊觀察發現,2017年10月,全國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163座在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上有公開環境信息,其中31座垃圾焚燒廠10月累計超標3349次;2018年5月,全國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191座在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上有公開環境信息,其中45座垃圾焚燒廠4月累計超標6335次。此外,通過調研安徽、江蘇、浙江和廣東共121座垃圾焚燒廠的飛灰處置情況,團隊發現大多數環保部門對飛灰的監管存在缺失;部分垃圾焚燒廠飛灰沒有執行危險廢物五聯單轉移制度;部分垃圾焚燒廠飛灰超標填埋;飛灰填埋防護措施不完善;飛灰和生活垃圾混合填埋等問題存在。
此外,除二噁英以外的其他指標若與美國垃圾焚燒排放標準對比,中國標準除對氮氧化物的排放標準比美國嚴格,其余標準均比美國寬松。特別是在重金屬(鎘、鉈及其化合物,銻、砷、鉛、鉻、鈷、銅、錳、鎳及其化合物)的排放上,美國標準要比中國嚴格的多。
中美垃圾焚燒排放標準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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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標準本身的偏低或執行的不到位,導致我國大規模的環保投入卻未達到更理想的效果,環保處理質量和效果的提升也迫在眉睫。
(2)在政策和資金增量的尾聲,2019年開始經歷困境后的環保企業已經開始尋求模式轉型,重回輕資產道路,且開始探索更符合資源化的先進技術方向;在行業現狀驅使提升和企業自主轉型突破的雙重動力下,環保行業的未來發展必將進入重視效果提升的軌道上來,提質增效是環保產業長遠發展的驅動所在;從企業個體來看,2010-2014年,環保企業享受了政策驅動的紅利,龍頭企業實現了快速的成長壯大;2015-2018年,環保企業則經歷了資金面影響下的大起大落,經歷資金困境后,環保企業對于參與市政環保PPP業務態度謹慎,2018年開始,東方園林、碧水源、博世科等水環境綜合治理業務參與較多的企業新增訂單均開始由PPP重新轉向EPC為主,業務模式重回輕資產。
同時,各家環保企業開始重新重視技術和模式創新,例如碧水源聚焦水處理提標的核心主業、固廢處理類企業探索垃圾分類及資源化相關技術、環衛企業探索智慧環衛模式、監測企業探索網格化監測業務等。
未來,行業層面將提高標準和實際處理效果以實現真正的環境質量改善;而公司層面也將重視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探索更符合資源化的先進技術方向,雙重驅動下,環保必將進入提質增效年代。
行業+公司雙重驅動下,環保行業未來發展必將進入提質增效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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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環保處理效果提高到可資源化級別后,環保產業的附加值將更好體現,變現來源將增加,產業發展對資金的依賴屬性將會變弱,模式也有望重回輕資產。
以污水資源化為例,當污水處理提高至可資源化級別,污水重新變為凈水,實現了水資源的再生,其價值中就要考慮其可帶來的水資源價值,而近年來,隨著水資源總量的逐漸稀缺,水資源價值也越來越被關注,對應水資源費也逐漸上調。目前,國內*終水價基本由三部分構成:資源水價(水資源費)、工程水價(工程水費)和環境水價(污水處理費)。
資源水價:即水資源費。國家是水資源的產權所有者,用水者取用水資源要繳納水資源費,體現了水資源的產權價值;同時,國家在水資源管理過程中投入了必要的成本,以水資源費的形式向用水者收取,體現了水資源的勞動價值。
工程水價:即制水供水費用。生產者繳納水資源費取得水權之后,進行必要的勞動投入以產品水的形式向其他用水部門出售,進一步體現了水資源的勞動價值。
環境水價:即污水處理費。用水過程將產生外部性影響,國家作為管理者要使這種外部性影響內部化,引導企業對污水進行處理,并向用水者收取排污補償,體現了水資源的補償價值。
水價的構成,也在一定程度表征了城市水業成本體系逐步完善的過程:在城市化初期,水價的內容僅限于城市從自然中取水、凈化、輸送和排放的成本與收益,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供水價格;當城市污水的排放對自然的影響超出了自然水體的自凈能力,水價中加入了污水處理和環境補償的費用,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污水處理費和排污費;當城市就近水源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總量需求,遠距離調水甚至跨流域調水的成本進入水價,形成“水利工程供水價格”;當水資源總量稀缺,不能滿足“以需定供”的水資源配給方式,水資源開始有價,并且以成本形式進入水價,形成“水資源費”。
我國水價的構成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我國水價的構成與水務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對應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從水價的構成及其對應水務產業鏈工藝部分可以看出,目前我國污水處理企業主要做的是污水處理環節,獲得收益為污水處理費。而若水資源化工藝將污水凈化為地表Ⅱ類水,則實際實現了污水處理、原水制作、甚至到自來水制作的全過程,實現了水資源再生,其成本可對應污水處理費、工程水費、水資源費三部分價格,而從未來趨勢來看,三部分水費的價格都將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十二五”以來水資源費的改革推進和上調,更凸顯了新水源開發工藝在未來的價值和意義。
因此,以污水資源化為例,若將標準提高至資源化級別,水處理企業的收入來源將從原來的污水處理費一部分增加為污水處理費、工程水費、水資源費三部分,雖然處理成本也會相應提高,但收入來源和盈利模式將大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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